部分普通民众对此习以为常，以致一旦有公权力机构和官员不这么做，他们反而会感觉不自然。

第四，回应了强化环境资源保护的现实需要。冯小光：15年前，我找王利明老师就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征求意见的时候，王老师曾送我一本书——《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自己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民法典出台能够梦想成真，还是只是法律实务界或者法学家的一种理想和信念。

就民间借贷而言，大部分确属正常的资金融通行为，但是，也存在藏污纳垢的问题，比如层层嵌套式的体外循环，这种违规行为也多表现为民间借贷，实际上有高利转贷的意思。王利明：我们的民法典从制定开始，就确定了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样的立法指导思想。第二，民法典回应了21世纪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要求。长期以来，如何规制民事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司法改革的课题，民法典在这方面填补了很多空白。18世纪60年代在英伦三岛首先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越过英吉利海峡，到了欧洲大陆首先就影响到了法国，当时法国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阶段，所以法国民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水磨风车，可以看到风箱，这不就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法国民法典回应了法国人在这种经济基础社会背景下所关心的问题，它就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典，这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如果不是在民法通则第5章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中，把人身权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并身而立，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争议也不会这样激烈。在早期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里，针对私营企业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戴红帽的情况，规定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审理，而必要的共同诉讼往往承担连带责任，这就初步显示了连带责任的痕迹。因此，在患者被确诊收治后，调查和追踪其具体的居住地址和行动轨迹，能够较早地判定可能与其密切接触的人群，并提前对这些人群实施通知、隔离与救治。

如前文所述，在近期的防控部署中，公开确诊患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址、甚至是行动轨迹也成为很多城市的通行做法。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同样需确保这些信息在储存、使用和传递等全部环节的安全性。作者简介：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如果传言属实，行政机关在信息管理的失职也当然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

四 以上是对国家公权机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的原则和限度的分析。但此条表述过于简单，且其保护对象仅限于传统的隐私信息，尚不足以为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而对个人数据正当适宜限制提供明确指针。

其实也正是受现代信息权理论的影响，现今即便隐私权概念在很多场域还被沿用，但其范围、属性也有了相应调整。除了保护范围明显比隐私权更宽泛外，法律实践和理论更偏向于使用信息权保护的原因还在于，信息权可以在个人数据保护和享有数据红利之间进行有效平衡。其次，公权机关对信息的后续使用亦受上述目的的限制，而不得将所搜集的信息在法定目的之外使用。伴随数据抗疫的不断展开，公共治理需要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同样开始呈现。

因为信息权和隐私权所保障的核心，正是个人的整体个性轮廓不被彻底暴露在他人的窥视和国家的监控之下。个人是在社会共同体之下发展其个性，个人信息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并非纯粹与个人相关……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个人在原则上必须接受对其信息自决权利的某种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隐私权的绝对保护不同，信息权的保护是相对的，个人自治并非其终极目标，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价值也同样要被纳入权利保护需考虑的范畴。事实上，在数据时代下，因为信息搜集、储存、整合、传播及处理方式的彻底革新，人们已无法再遁于隐私之下获得完整隐秘的个人空间。毕竟在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问题上，国家公权机关和私人主体所适用的规则并不相同，而文山州案件所曝光的医务任务偷拍患者信息并私下散布，究竟是否属于违法也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判断。

一 新冠病毒蔓延数月，抗疫形势依旧严峻。事后传言上述信息是因为行政机关在搜集后因为管理疏忽而造成泄漏。

五 疫情发展至今，已成为法治水平和公共治理的压力测试。但目前从各地做法来看，对患者住址信息披露的详尽程度并不一致。

通过获取、汇集和整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留下的种种生活痕迹，数据技术完全能够在短期内描摹出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似的数字人格（computer persona），从而使私人图像一览无余地暴露于他人的窥视之下。但信息权与隐私权不同，从这一权利从宪法理论中被确认和识别时始，其有限性而非无限性就已被强调，即使是自身信息，个人也并不具有绝对或无限的控制。这种权利最初源于隐私权，但在数据时代下，其保护对象已不再限于个人隐私，而覆盖所有直接或间接能够对个体予以识别的数据，这也是所谓的个人信息起步于隐私，但又不止于隐私的意涵。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之所以公布到楼栋单元的细致程度，除因为传染情况最为严重，防控压力最大，就在于已有的病毒研究已证实：新冠病毒主要通过身体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但信息权却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这也使其一方面可以对抗来自私主体的第三人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干预，也能够抵御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搜集和不当使用。因此，公布患者住址具体至楼栋和单元更有利于易感人群的提前知情和预防，更有利于公权机关提前介入，并有效进行预防诊治。

这种同意要求不仅及于对数据的采集、也及于对数据的传播、加工或其他处理行为。德国和欧盟的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中都相继明示，基于人口普查、实现国家防卫、经济、社会、交通警察任务的数据收集

力求不感染、坚决不传染，说明言辞恳切，闻之动容。其原因在于，基于民主正当性要求，法律保留原则将限制基本权的权能专门授予立法机关，但立法者亦有可能怠于履行监督职责，而恣意开出空白支票，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则之下又有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即法律的授权应尽可能明确其内容、界限和期限。

如果此时我们再滑向紧急状态下无法律的极端，无疑又会陷入另一场浩劫。并不诉诸剧烈的战时动员和运动式执法，而是更多地倚赖于数据披露、信息筛查、科学布防，这种方式在疫情防控中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更能引导人们主动配合，从长期来看，也更易取得防控实效。

三 孝感防控指挥部的17号令里，明确写到此命令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作者简介：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但除广泛设定行政拘留外，17号令还规定对未经许可驾驶车辆上路行驶的当事人在处10日治安拘留时并处500元罚款。

换言之，其并未隐含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可对公民设定超出《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外的其他义务，且在公民未遵守上述义务时对其施以处罚的默许。2月8日，黄冈等后续封城的城市将此前的211管控，即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资，升级至411，即每户家庭每四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资。

尽管十堰防控指挥部期望通过战时管制令来传达疫情紧迫、大众需积极应对的意涵，但在规范性文件中径直宣布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却与上位法不符。地方政府仅凭抗疫热诚，是否就能作出超越现行法之上的命令和举措。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条，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设定。提示其不能动辄就发动对公民的惩戒，不能简单粗暴地通过行政处罚或强制来达到行政目的，相反，应将鼓励、指导、建议、劝诫、合作作为行为手段的首要选择。

此外，为防止防控部门基于压力贸然出台与上位法不符的防控措施，也应适时引入对防控规范性文件的事先和事后审查机制。农村村民在村湾内闲逛、串门、聚集。五 上述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问题对照实体法和法理并不难识别，但在大疫之下，要轻易否定其正当性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请全区居民一起再居家坚守14天，自我防护、相互隔离、静待病毒出现、倒逼病源暴露。

法治界限禁止防控部门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前提下，违法为公民设定义务或限制剥夺其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个人不服从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决定、命令就一律对其进行治安处罚，而无论该决定或命令本身是否有法律依据，同样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扩张适用。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采集、保藏、携带、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病毒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但上述内容与最严管控令所涉及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在此背景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那些疫情较重的地方政府宁可严防死守，也不愿轻易松懈的政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授权明确性要求的提出就是对所谓概括授权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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